第十届国际湿地大会专文:常熟:从岁稔之地到湿地之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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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常熟的江南,遇见不一定熟悉的常熟

断发文身的江山遗梦

“苏常熟,天下足”的江湖变幻

三吴诸水的江海格局


李小波

江南是常熟的江南,常熟是江南的常熟!

只要去过江南,就有“风景旧曾谙”的感觉,白居易笔下的“日出江花红胜火,春来江水绿如蓝”,已经成为一种符号,谈起江南,人们都会随口吟出几句诗词,说出几段典故。但是,当我提到江南的常熟,也许你未必熟悉,在钟灵毓秀,人文渊薮的长江三角洲,常熟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。常熟的得名,始于南北朝时期的梁大同六年(540年),因为土地肥沃,无水旱之灾,“岁得常稔”,“稔”就是庄稼成熟的意思。然而,江南是著名的鱼米之乡,为何这里年年丰收,难道其它区域还处于歉收的状态?从经济学的概念讲,“熟地”与“生地”,代表着开发的次序和兴盛程度,之所以在江南从“早熟”、“成熟”到“常熟”,一是因为自然条件,处于长江和太湖之间,在湖泊江海相互顶托的共同沉积作用下,常熟堆积高出水面的时间相对较早,同时,古代常熟对水利的治理,也走在江南的前列。从商周之际的“仲雍奔吴”到宋代“苏常熟,天下足”,在河汊纵横的长江三角洲,围田、屯田、圩田、筑堤、防淤、拦海塘、修运河时至今日,不仅年丰常熟,更有岁月美景。

 

断发文身的江山遗梦

常熟有座伯雍墓,是西周开国之祖周太王的次子之墓。因为周太王喜欢幼子季历,因为季历有个圣人之相的儿子姬昌,太王希望传位给季历继而让姬昌治理天下,作为西周的奠基者,周太王对国祚绵延有着更长远的理想,家国有幸,三个儿子中,长子泰伯和次子伯雍不仅没有争夺王位,而且顺从父意,让国避位,而且一让到底,从遥远的陕西岐山奔落至常熟一带,不仅成就了周文王(姬昌),也开启了江南发展的先声。当时的江南,可没有后来的杏花春雨和婉约清新,几乎在蛮荒的土地上,“火耕水耨,渔猎山樵”,而且入乡随俗“断发文身”,得到当地民众的拥戴,自立为“勾吴”,泰伯为君长,死后伯雍继位,今天的常州也称琴川,经过治理后的河道象一条条琴弦,天地同心,当周文王敲响了中国西周盛世的黄钟大吕,江南山河辅以风调雨顺的和鸣琴音。墓前的三道牌坊依次递进,最令人感动的是“清权”坊名,宫廷权力的清新之风从这里开始,遗憾没能拂尘去后来的历史,“一时逊国难为弟,千载名山还属虞”,“道中清权垂百世;行俟夷惠表千秋”,坊额上的“至德齐光”,“南国友恭”,最好的诠释了“让国同心”的大礼义情怀。

江山遗梦在这里延续,泰伯、仲雍建立吴国后,先筑城于无锡、苏州间的梅里。史载古城“外郭三百余里,人民皆田其中”,也许是后世田园城市的开先河者,传说太伯还开凿了太湖地区历史上最早的河渠工程泰伯渎(即今伯渎港)。周族本来在关中就善于经营沟洫农田,南迁后极大促进了常熟的治水营田事业,至汉代,从江阴至常熟,南下至杭州湾,形成了规模壮观的围田分布带。历经东晋南朝,田垦继续开拓,发展至梁,太湖东北面高地有通江24浦,“通潮夕,资灌溉”,低田筑圩,抵御洪涝,于是,水旱无忧,“故乡常熟”,常熟县应运而生,原野出现了“畦畎相望”,“阡陌如秀”的水乡景象。

唐代是我国水利营田蓬勃发展的时期,唐分全国曾分为十道,相当于十个省,常熟属江南东道,区内设有屯田。唐中叶以后,对藩镇割据的北方失去控制,更加注重南方经济的开发,促使塘浦圩田系统迅速形成。五代十国时期,江南自成一派,钱鏐建立吴越国(893-978年),在太湖流域十分重视水利营田事业,将唐代的“营田使和“都水监”合二为一,称为“都水营田使”,相当于水利和农业一手抓,组织劳动大军,筑堤建闸浚河,使得塘浦圩田系统日臻完善。自入海口经过常熟至江阴一带,闸堰保证海潮不进入,然后高低分治,五到七里开一纵浦,七到十里开一横塘,纵横之间,开挖土方,筑堤作圩,形成棋盘式的圩田系统。在吴越经营的86年间,只有4次水灾,1次旱灾,“境内丰阜”,“岁多丰稔”。

唐代每一个道的节度使普遍兼任营田使,官员的政绩考核,“以丰稔为上考”,可见,常熟不仅是水利治理的代表,“丰稔”常熟,还成为国家政通人和的象征。

 

“苏常熟,天下足”的江湖变幻

诗人陆游的《常州奔牛闸记》中写道:“方朝廷在故都,实仰东南财赋,而中吴尤为东南根柢,谚曰苏常熟,天下足”。范仲淹赞誉苏州、常州、湖州为“膏腴千里,国之仓瘦也”。经过五代和北宋200余年的持续发展,江南成为国内主要的商品粮来源。此时的江南,远远不是满足于自身富庶的宝地,而是担当起国家经济命脉的众人,在北方少数民族日益威胁的局势下,首都开封通过大运河,仰仗江南的财富供给,仔细观察一下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水陆辐辏的盛况,从中定能找到来自江南的货物信息。南宋朝廷南迁,江南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,苏常的粮食生产成了南宋的经济命脉。

经过了围田和塘浦的建设,平面布局上的田地分隔,还需要解决高低之间的问题,在高田和圩田的交界处,设置堰闸斗函,层层叠叠的斗函保证了蓄水和排水,形成“低田无水患,高田无旱灾”的纵向功能,据北宋颊亶《吴门水利书》记载,此时的江南,“脉络贯通,纵横分布,仿佛井田遗象”,“数百里之内,常获丰熟”。“常熟”的名称,伴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和宋代的多事之秋,放佛再次给国家注入了一副强心剂。

元初,为了防止宋军和农民起义,将重要河港、桥梁、涵洞、塘浦等,立栅钉塞,泄水通路受阻,造成“不流、不活、不疾、不驶、不能涤去淤泥”的局面,使得唐宋以来的水利系统遭到严重破坏,加剧了河港的湮塞。元代后期有了一定改进,浚治了昆山常熟诸浦,注重了旱地治理,曾设都水营田使于苏州,专门负责督修水网圩田,还规定了圩岸分等修筑标准。但是,明清时期,已经很难恢复唐宋建立起来的完善的水利制度,表现在治水与治田分离,民间自发修圩,圩田越来越小,河道排洪不畅,田地旱涝严重,加上清代乾隆、嘉庆以后上游的毁林垦荒,水土流失严重,江南的水利形势日益严峻,尽管明代全国的粮食贡赋,苏州仍然位于全国第一,但是,“苏常熟,天下足”逐渐被“湖广熟,天下足”取代,“江湖盟主”的地位已不如从前。

然而,常熟在明清的水利建设中,颇具代表性,一是水系的治理,二是圩田的治理,三是修筑海塘,并出现了耿桔的《常熟水利全书》,是为典型标志。

耿桔是明万历年间进士担任常熟县令期间,看到水利凋敝的惨淡,“赋税之所出与民生之所养,全在水利。大修水利工程,疏通河道214处,改变了常熟北高苦旱,南卑苦涝的现象。他先从治理福山塘开始,历时一个多月,开浚段长四千四百八十丈,扩面五丈,腹面四丈,用工十一万九千一百七十有奇,万历三十三年(1605 年),浚运河琴河,三十四年,浚三丈浦、奚浦、盐铁塘、湖漕、横沥、李墓塘、贵泾、横浦、梅李等枝干各河,处处通流,筑岸八十一圩,耿橘总结了《开河法》和《筑岸法》,成为中国水利史上颇有建树的著作。在中国,历代的治水英雄都会彪炳史册,常熟百姓在耿桔离任后,专门修建“耿桔庙”纪念他。

 

三吴诸水的江海格局

常熟的地理位置可形象的比喻为北跨江山(长江-虞山),南连江湖(长江-太湖),东达江海(长江-东海)。虽一县之境,确有江海的气魄。康熙县志中专篇描述常熟之水:“常熟襟带扬子江,实为中吴控扼之门户,自县西北,上接江阴界之涸渎浦,中为福山与通州对境,福山港口距县治三十六里,居长江之下流最称险要。迤东至太仓界之撑脚浦,横亘百里皆洪涛环绕,天堑于北江防为重,其间诸浦为之吐纳,如许浦黄泗浦福山港徐六泾三丈浦其大者也,而白茆一港,尤三吴诸水出江之巨川”。

历史时期常常把环绕太湖的常州、苏州和湖州统称“三吴”,常熟的水系不仅扼守长江的门户,而且具有具有接纳三吴之水的气魄。如今,从江、湖、河、荡、浜、泾的角度统计,常熟市的自然湿地和人工湿地占到国土总面积的17.75%,与江有关的湿地如长江、望虞河、白茆塘、元和塘、张家港河、横泾塘、官塘;与湖有关的如昆承湖、尚湖、南湖荡;与沼泽有关的如梅李、海虞、碧溪的沿江芦苇滩;以及人工湿地沙家浜等。稍有年纪的人都会记得《沙家浜》的艺术作品,深深的芦苇荡,成为新四军的隐藏之地和抗日火种的延续,今天的游客们除了红色旅游体验,更全面欣赏到常熟的湿地生态和景观之美。

从岁稔之地到湿地之城,常熟的选址和山川形胜十分讲究,最初的旧址位于长江边的福山脚下,具有“江南福地”的渊源,但是,长江口的地形地貌容易收到水患的威胁,迁移到虞山山麓后,与南部的尚湖、昆承湖形成“两湖一山”的吉祥格局,有人说,常熟的城市和山川恰似一头卧牛,确有道理。牛在五行中属土,可以起到镇水的作用,同时,牛的胃可以吐纳水系,向周边延伸的放射状水系,正是常熟湿地建设的古今典范。

经过数千年的水利智慧,常熟城市形成“七溪流水皆通海,十里青山半入城”(明·沈以潜)的城市经典,明代著名画家文徵明用诗画的语言赞道:“虞山宛转带层城,正抱幽人旧草亭。朵朵芙蓉浮粉堞,团团桧影落疏棂。百年形胜夸天设,一代文章属地灵。长日振衣穷眼望,杖头云气接沧溟”。

原载《中国国家地理》2016-9